每天工作 8 小時

每天工作何止8小時，但在香港工作，時間長是必然的，更甚是，還要接受一種討厭的無形壓力。這關乎我們的生活環境，也關乎我們的社會氛圍。

首先還是要說房子，香港房屋是否有問題呢？有房子的有供樓的問題，沒房子的也有沒房子的惶恐，這不停來襲的房子壓力如緊箍咒，長期纏在香港人的頭頂上，就算想灑灑脫脫租樓了事，可以嗎？這要看包租婆是否我們的緊密親戚了？

由樓宇、到子女學習、到一般消費，香港人的生活開支很大，大得我們不能隨隨便便地在老闆面前發脾氣，我們唯有作少許技術調整，一邊阿虞奉承，一邊把脾氣發洩在下屬身上，我舊老闆說過一句，大意是「如其是我被老闆迫走，不如我迫走下屬就好，這樣自己的地位就更穩固吧。」

很殘酷，很現實，但事實又是如此，不止一次，在我離開一家公司的時候，同事在吃「告別宴」或「散水餅」之時，大家均以羡慕的眼神看著我，看著我的離開，並猛說著不要回頭望、不要返回來。我想，這不一定是二十多年前《監獄風雲》大賣的結果，更直接的說，是辦公室太像監獄了。

大家都應熟悉這種情況吧，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，都應該遇過這種情景，我時常想，在其他國家又是否同一樣呢？當全球企業說著「爭取股東權益最大化」，這就意味企業將更進一步壓榨員工，一個員工走了，不意味企業內的工作環境有令人不滿之處，反之，管理層會因一個員工的離開，驚覺原來辦公室的員工可以酌情減少，整體薪酬開支可以下調，這就更進一步的「爭取股東權益最大化」了。

我實在很怕與兒童、青少年談論成年人的工作問題，即是我有一個住在澳洲親戚，年約十四歲，中學未畢業，他想了解我的工作情況，但我一味在說一大堆工作上的麻煩事，例如按老闆要求開減無可減的成本核算會議，又或按客戶要求編撰文字乏味的文稿會議，我說這些那些工作的時候，其說話情感應與周五晚在酒吧飲悶酒一樣，很自然的，這位十四歲少年聽得不是味兒，最後，他只回說一句：「你不如辭職算了。」

這正如說，在商場內一條駁上十層樓的扶手電梯上等得不耐煩，我是否可以一躍欄杆而逃，跳離這沒有人生、沒有趣味的人生輸送帶呢。